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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政法大学陈金钊教授做客“法学讲坛”

发布会员:晁晓军 发表日期:2017-11-6  阅读:142

华东政法大学陈金钊教授做客“法学讲坛”

 

20171017日下午200,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院长陈金钊教授做客我院法学讲坛,给同学们作了一场“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及法治中国建设”为主题的学术报告。我院郝磊副院长、王春梅教授、张晶副教授、尚海涛副教授、冯源老师、晁晓军老师及本科生、研究生近150余人在模拟法庭聆听了此次讲座。

讲座开始之前,郝磊副院长代表天津师范大学法学院对陈金钊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并对陈金钊教授的基本情况及其在法理学领域做出的贡献、学术成就进行了简要的介绍。

陈金钊教授对此次受邀做出积极回应,并感谢来到我院开展学术报告。随后,以“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及法治中国建设”为主题,与我院师生分享了其在调整社会、实现法治中的重要作用。首先,陈教授重点强调了法律方法的重要性,并以十八届四中全会以来关于依法治国的具体规定举例说明。他讲到,回答法律方法的问题应当始终坚持运用法律的思维。十八大以来,法治思维的概念得到普遍传播,相对于以往的法律思维,法治思维更加突出法律在当代社会的重要作用。从哲学的层面上讲,法治思维主要表现为以简约的法律思维逻辑应对复杂多变的社会事实,并在司法、执法的过程中探寻其应有的规律,进而调整社会,实现法治。他引用了中央政法委汪永清副书记关于法治思维三个特征的论述,阐释了法治思维需要准确定位,结合自己的体会认为,法治思维需要准确把握五个特征:(1)规范性;(2)程序性;(3)权利性;(4)价值性;(5)宽容性与妥协性。

陈金钊教授以美国为例,指出内在的法治思维要求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应当象律师一样思考。法治的核心首先在于把权力圈在制度的笼子里;其次在于限权。他讲到,为官者不能滥用手中权力,法律思维本身并非权力的张扬与傲慢。法官、律师应当共同运用同一套思维方式,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根据法律思考所依据的法律,不仅应当包括法律规则、法律原则,更应当包含法律理念、法律价值和思维规则等多个方面。

其次,陈金钊教授从法律发现、法律解释、法律推理、法律论证、法律修辞等六个方面介绍了法律方法的主要内容,他认为法律方法就是法律思维的规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应当常态化,不仅表现在立法领域,更应当表现在执法与司法领域,其融入的过程应更加注重正确地运用法律方法。他以南京“火车不是机动车”一案为例,详细阐述了司法人员在运用法律服务群众中对法治规则的具体运用。我国司法工作者在适用法律的过程中,应对个案进行具体分析,应当对核心价值观作出合理扩大的解释,充分保护寻求救济相关人的诉求。相关责任人员应明确区分思维规则与行为规则的判断标准,不能过于机械化的理解法律条文本身的含义。要善于运用法律发现的规则,针对个案寻找法律,运用法律。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寻找法律不仅要考虑法律条文,更应该考虑从下位法入手去发现法律、应用相关性法律,掌握法律规则的基础性规则。

再者,陈教授以“教材案”为例,深入讲解了运用体系解释对于构建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重要意义。其所讲到的“教材案”,内容主要涉及大学教材科发放教材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相关问题。对于该案,陈教授认为,单独的概念、主体、行为、结果均不能单独生成裁判规范。在执法的过程中不能简单的定义一个具体的实践行为是否合乎法律合法性的规定。法律从业者不能随意适用法律,破坏其本身存在的弹性。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遇事找法,化解问题用法,解决问题靠法。尤其在注重人情的社会中,更要强调法律在调整社会关系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一个行为合法性的判断需要同时满足法律规定,法律要件和法律思维规则三个要素。

最后,陈教授围绕法律论证的规则展开,区分了我国学者与欧洲学者在该问题上不同的侧重点。他讲到法律论证不能完全数字化,强调汉语语言对法律论证在表达中的独特作用。我国在规则适用的传统中注重整体性、实质性,而忽略其本身的外在形式性。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时,不能违背基本的推理规则。而对辩法证的认识不能理解为认识论就是方法论,辩证法不可能既是世界观又是方法论。法律思维应区别于辩证思维,其基础是形式逻辑而非辩证逻辑。虽然在法律论证的过程中运用到了辩证的方法,但是始终要坚持以形式逻辑为基础。

讲座结束后,郝磊副院长首先感谢陈金钊教授带来的精彩报告,他认为陈教授用通俗、简洁、生动的语言将复杂的法理问题简单化,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法理课,既开阔了我们的视野,又让我们感受到了学术大家的风范。

在点评环节,尚海涛老师首先对陈金钊教授的学术报告表示感谢。对陈老师讲到的法律方法的相关内容给予了极大的认同,并再次强调了法律规则、法律思维对衡量律师、法官的重要性。

在交流环节中,陈金钊教授对我院师生的问题进行了耐心的解答。冯源老师向陈老师提出了相关问题,1、法学家和法律家在思维上的区别?陈金钊教授认为法律家更加倾向于根据法律进行思考,法学家更倾向于关于法律进行思考。2、法律拟制是否可以看作一种独立的法律发现方法?如果不能看作为一种独立的发现方法,其更亲向于解释还是推理?陈金钊教授认为,法律拟制在法理上的定义更偏向于法律解释与法律建构。而法律发现更倾向于对已有的事物进行发现并予以确认。有同学提问,法律史的课程是否应被取消?陈教授认为,法律史课程很重要,人的前见是从历史中得到的。如果从“有用”的角度来说,这样的思考是有问题的,对于偏重理论性的学科来说,有没有在实践中去运用是一个主体的主观态度的问题。如果在实践中不用,谁都没有办法知道它是否有用。但同时法制史课程也需要改进,我们现在的课程内容更多的是对制度的介绍,而我国古代的司法状况如何,司法的真实状态是什么则没有介绍或者简略介绍,在这方面中国法制史学科能够为中国法学发展做出极大的贡献。还有同学提问,对于法学学生,如何培养像律师一样多元化与全局性的思考能力,有何合理性建议?陈金钊教授引用我国台湾地区一位法学学者的观点认为,作为法学学生应坚持做到“五个一”:即认真读一本书,认真办一个案,认真做一次社会调研,认真写一篇论文,认真谈一次恋爱。

讲座持续了2个半小时,陈金钊教授从法律思维、法治方法、法律论证等方面进行了深入阐释,以通俗易懂的语言为我院师生讲解了复杂繁琐的法学理论。期间,讲解了不少鲜明、有趣的案例,使我院师生受益良多,感受到了法学大家的魅力。

 

陈金钊,男,汉族,196312月生于河南南乐县,原籍山东莘县人,中共党员,法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中国儒学与法律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法学院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法学会法律方法研究会会长,山东省法学教育研究会副会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山东省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大学法律方法研究中心主任,《法律方法》主编。

                                                                                               撰稿人 尚海涛、陈泽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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